南面的城墙沿河弯曲
古城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常被概括为近方形。这个轮廓并非四条完全相同的直线：东、北、西侧墙线较直，南侧顺着 Khwae Noi 河的曲线展开，河流参与了南面的围合。城址坐落在山地环绕的平原上，地势向河边下降。
东侧城墙的保护记录描述了两种相接的材料：外面由红土石砌筑，里面填土并做成斜坡。城门经过修复，墙体还留有坍落和土层滑移的痕迹；石块大小也不完全一致。
公园中的现代草地与通道经历了保护整治。艺术厅在1974年开始修复和开发工作，历史公园于1987年4月3日正式开放。
东门以西的十字平台
一号遗址的正面朝东。从东侧城门向内约227米，是一座十字形红土石平台；东、北、南三面有台阶，西端接向宗教建筑的外围入口。
平台边缘有浅槽。艺术厅把它们与其他高棉遗址的那伽桥栏杆位置比较，提出栏杆可能尚未完成，也可能后来损失。遗存尚不足以复原完整栏杆。
进入外层围合后，庭院里有彼此交叉的通道，划出几处较低空间，周边又发现过柱孔。柱孔被解释为可能承托过遮蔽庭院的屋架。
一号遗址的回廊围住主体，四向设塔门。
主体神龛坐在宽约13.2米、带二十个折角的方形基座上，东面的前室比其他方向伸出更长。东、北、南面有台阶，现存神龛的上部已经损失。北侧另有石槽，将祭祀用水引向东北角的收水处。
东南侧还有称为 Bannalai 的长方形附属建筑，通常译为藏经建筑。艺术厅描述它只有西侧入口，东侧是假门，南北侧各有四处较小的采光孔，上部墙体与屋面已经损失。建筑约2.5米宽、5.5米长，尺度小于中央神龛。
二号平台以外，还有两处基址
二号遗址在一号遗址的西北面，位于一号外围墙之外。它采用共同的长方形平台，下层约33.9米乘54.2米，高约0.8米；上层约23.7米乘44.8米。红土石与灰泥用于基台，内部填有压实的红土石碎料。建筑群包括主体、门楼、转角建筑和回廊；不同构件安排在这座宽大的基台上。
二号遗址的入口朝东，东面的长方形前庭与北侧都设有上行通道。东门楼两侧基座的收角方式并不相同，南侧回廊基线也不像北侧那样笔直。艺术厅根据这些不对称之处，保留了未完成施工或后来增加构件的解释，发掘还得到砂岩造像基座、观世音像、那伽护佛、般若波罗蜜多像及泥制奉献牌。
三号遗址在一号遗址西南约150米处，位于外围墙外的开阔平地。小型建筑内部以砖与红土石砌成房室，下部是红土石方形基台，其上叠一层莲花形基座，更高处改用砖。材料沿高度发生变化，艺术厅据此提出过前后叠建的可能。建筑外角还各立有石板，形状类似佛寺划定戒场的界石，发掘时并发现许多金属佛牌，其中有铅质制品。艺术厅还收录了三号遗址可能早于主圣所的解释，未给出确定建造年份。
四号遗址距一号遗址西侧围墙约236.5米，保留了四个并排的长方形基址，形似一排房室。每间宽约3.9米、长约6.65米，间隔约0.5米，均以红土石砌成单层台面。部分地面铺有红土石，另有压实的河砾与沙，这类填层被解释为建筑基础。建筑北侧还发现砂岩造像基座。
门内造像与展厅里的发现
艺术厅介绍 Mueang Sing 的大乘佛教遗物时，列出那伽护佛、观世音及般若波罗蜜多，并另述放光观世音：多条手臂从身体两侧展开，躯干、腿部等处布满小像。
停车区附近的陈列建筑展示了建筑残件和遗物。出土屋瓦有不同的形制，砂岩用于部分构件、基座和水槽，红土石与灰泥则参与墙体及表面装饰。馆内还陈列过园方制作的九件造像复制品，包括放光观世音。
般若波罗蜜多像在遗址发现的组合中也有具体形制：一首二臂，保存手部的像右手持莲花、左手持经书，表现与《般若波罗蜜多经》相关的女神。艺术厅将闭目、微笑和垂下的服饰纹样归入巴戎艺术特征。2010年照片中立像的原件或复制品身份未明。
这些造像怎样安置，仍有不同复原思路。Nandana Chutiwongs在2008年的解释中，把一号遗址中央圣所与四向塔门连起来理解：她推测中央原奉放光观世音，东、北、南塔门分别安放四臂观世音，西塔门则奉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方案依据的是残存基座、造像形制和空间对应关系，并非原位配置完整保存至今。
她对二号遗址提出另一组配置：中央可能奉那伽护佛，东、北、南侧及回廊的四臂观世音，与西北、西南角的般若波罗蜜多像彼此配合。她注意到，两件女神像所持经书与莲花的左右位置互换，形象近似镜像。
陶器、研磨石、工具和珠饰又属于其他用途，陶瓷的来路包括素可泰、高棉、越南与中国。遗物中还有陶制奉献牌与陶模。奉献牌见于一号和三号遗址，陶模则发现于城墙以西。
出土屋瓦还留下了顶盖的细节。艺术厅将筒状瓦区分为两种：较拱起的一种呈纵剖圆筒状，铺设时向下覆扣；较平缓的一种向上承接。檐端封口做成尖三角，屋脊另有下部张开、上部似莲苞的陶饰。
Chutiwongs将一号遗址东侧外院解释为聚集与准备仪式的场地，认为入口处浅凹可能用于承放花、香等供物；较重要的仪式移到更靠近内层圣所的平台。她据此区分普通礼拜者与主持仪式者的活动范围，认为一般人可能在殿前献供、绕行，并接受从圣所流出的仪式用水。
她还讨论了回廊四角发现的刻纹石板，称其为บัตรนวพระเคราะห์，把上面的刻线联系到九曜及择定吉时的信仰。这类石板位于屋顶结构较高处，另有支承转角的作用；她将它们与埋入建筑基部的分格宗教奠基石区分开来。
古城年代仍有不同解释
Mueang Sing 的建筑和雕塑常与高棉巴戎风格比较。艺术厅的古城说明提出，一种解释将它联系到阇耶跋摩七世时期，约在佛教纪年第十八世纪，大致对应公元十二世纪后半至十三世纪前半。吴哥圣剑寺铭文列出的城市名称，也被用于讨论这处古城的历史地理位置。该铭文记下供奉พระชัยพุทธมหานาถ佛像的二十三座城市，艺术厅的解释特别提出其中的ศรีชัยสิงหบุรี，可能对应北碧的Mueang Sing。与之并列讨论的还有Lavo、素攀、叻丕与碧武里等城名。
另一种解释认为，建筑可能较晚才仿照阇耶跋摩七世时期的风格营建。它注意到建筑安排不齐整，以及砂岩造像基座上较晚的高棉文字、语言特征；圣剑寺铭文里的城名是否对应这里，也仍有争论。风格相似可以指出联系，确切建城年尚未确定。
Chutiwongs把后续变化解释为地方信仰的逐渐调整：吴哥政治影响减弱后，观世音礼拜可能仍延续一段时间，二号遗址的后期造像混合巴戎与当地延续的堕罗钵底风格。她认为更宽的中部空间适合僧团与信众集会，反映这里后来转向上座部佛教的使用。
古城后来的经历又与Khwae Noi河沿线的边防有关。艺术厅记述，拉玛一世时重新设立Mueang Sing，作为隶属北碧的小型前哨城镇。城主住在Ban Pong，平时派巡逻队巡视，紧急时才到这里指挥。拉玛四世又给河沿线小城的城主授予称号，Mueang Sing城主所得的是“พระสมิงสิงห์บุรินทร์”。到拉玛五世实施Monthon Thesaphiban行政改革时，它降为分区，沿用Sing这一名称。
城墙外更早的墓葬
城南 Khwae Noi 河岸的发掘区，比石构古城留下更早的人类活动。艺术厅历史介绍将墓葬材料概括为约两千年前，墓葬专题约记为一千八百年前。发掘得到四具骨骼，并有陶器、青铜器、玛瑙和红玉髓、玻璃珠、贝壳等随葬物。
其中两具骨骼保留在发掘区展示，另两具移至 Ban Kao 国家博物馆。后者受到土层与动物扰动，年龄、性别难以判断。专题对留在原址的两具分别给出女性约30至35岁、20至30岁的判断，前者头向西北，后者头向东南。这些个人信息仅对应留在原址的两具。
艺术厅同时明确指出，尚无证据证明这批早期人群与后来建城之间有连续文化关系。该墓葬专题还将出土物与帕侬銮县Ban Don Ta Phet比较，指出两处材料相似、同属金属时代晚期，据此讨论河岸人群与其他社区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