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龛与小塔围住圆形塔身
寺院全名为วัดพระบรมธาตุวรวิหาร，Wat Phra Borommathat Worawihan，位于猜纳府城关县的猜纳分区。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门的地方介绍将主塔归为乌通风格，供奉佛陀舍利。省佛教办公室同时保留了寺院的旧称Wat Phra That与Wat Hua Mueang。
方形基座的侧面以多道横向线脚分层，塔角向内外折转，到了佛龛所在部分又形成突出的立面。佛龛上方的尖拱轮廓内有小型人物浮雕，更多小尖塔沿着中段排列。圆形钟身从这组密集装饰上方升起，顶部再以莲瓣状构件和长尖顶收束。
Krit3655摄于2011年的照片，把塔基和相邻殿堂保留在同一画幅。金色佛像位于较暗的龛内，周围白色曲线装饰向两边卷起，小塔之间还有窄小的龛形开口。
九间殿、戒堂与砂岩佛像
猜纳府佛教办公室的寺院介绍列出一座“九间殿”พระวิหารเก้าห้อง，殿内有自然出水的圣水井。介绍推测这座殿与舍利塔同时兴建，但没有给出确定的始建者。寺内的戒堂另有大型灰塑贴金降魔坐佛。
该办公室还记有在舍利塔附近发现的砂岩那伽护佛像，并将其联系到巴戎时期的大乘佛教图像：佛陀居中，两侧为观音与般若波罗蜜多。它据此讨论猜纳及邻近地区的高棉文化影响。
塔的始建另有流传的故事。省佛教办公室明确把阿育王派僧传播佛教、带来舍利的说法列作传说，并写明未发现建造者的确证。
1717年的修缮，用到了锡和金
寺内“猜纳帕博隆玛塔寺碑铭”是一通长方形石碑，宽40厘米、高206厘米、厚37厘米。石面刻有54行，以大城时期的高棉字母书写泰语。第十行记佛历2260年，即公元1717年，正值大城王朝泰沙王在位。文字记的是修缮舍利塔与修建围墙，并非佛塔的奠基记录。
碑文开头写到Wat Pa Khao Plueak的僧人Phra Phutthason及猜纳僧众、信众参与修塔。围墙完成后，他们将消息上报，随后有锡匠与僧人前来，用锡包覆塔体，做到第二层台座。覆锡完成以后，又有贴金工作。释文按佛塔的不同部位分别记材料用量，钟身、莲瓣装饰、门纹与佛像都在清单之中。
工事记录继续写到下层台座与上部台座的覆锡，随后转入募捐。名单包括Manorom、Khung Samphao、Sapphaya、Mueang Phraek等地，既有村镇名称，也有被写作“陆上居民”和“船上居民”的捐助者。围墙周边填土亦被列为一项开支。
工程后还有诵经与演出
碑文后段记述舍利塔的庆典。参加者准备围栏、伞盖、旗帜、鲜花与烛火，有与三藏及Mahachat本生诵讲有关的宗教活动，也列有孔剧、皮影和戏剧。
文字随后又写到猪年六月满月的庆典，由Phra Maha Phutthason主持，召集僧众与信众布置供物。碑铭的主要纪年在1717年，后段则继续记录后续活动。
从菩提树基部到殿前的石碑
艺术厅引述朱拉隆功国王1901年的书信，记载这通碑当时位于菩提树基部。书信注意到碑文的高棉字母与泰语，也摘述了为修塔募捐的内容。艺术厅介绍所述的位置已经是佛殿入口台阶旁，说明碑石在后来的寺院空间里有过移动；资料没有交代搬移日期。
1964年2月，国家图书馆人员到寺内调查，制作碑文复制资料并进行释读。碑石登记为ชน.1，《石刻汇编》第四辑称为第97号；后来又收入《泰国碑铭》第五卷。不同名称对应同一通碑，整理者和出版物则属于二十世纪的调查史。
从寺院收藏到国家博物馆
猜纳牟尼国家博物馆的名字来自Phra Chai Nat Muni（Nuam Sudatto）。他曾任帕博隆玛塔寺住持，收集猜纳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古物和艺术品，先保存在寺院博物馆，后来捐给国家。艺术厅于1966年兴建馆舍，1969年向公众开放，以他的僧衔为馆名。
馆内还保存一件来自本寺的灰塑佛像。猜纳牟尼国家博物馆介绍，这尊装饰立佛出土于佛殿主尊台座一带，由前住持พระมหาเจติยารักษ์（Phra Mahachetiyarak）移交馆方保存。它的头部、前臂末端、双手、小腿和双足已经缺失，馆方将其归为佛历二十一世纪的大城艺术。
残存身体上仍有颈饰、胸饰、臂钏与腰带。颈饰、臂钏和腰带都用圆花与菱形交替排列，颈饰与腰带上下再以连珠点纹围边；胸饰本身呈菱形，颈饰与腰带下缘还垂着近似羽毛的花穗纹。馆方将这组圆花与菱形纹样，与更早的堕罗钵底装饰作比较。
沿河延伸的裹布传统
省佛教办公室在2020年的介绍中，记述入雨安居期间的舍利塔裹布传统。布匹由船队从猜纳府衙前河堤一带送到寺前码头，再用于供奉舍利塔。KOSIN SUKHUM摄于2012年的照片里，信众在塔前持着橙色长布。
湄南河也将寺院放进猜纳的地方地理中。随文两幅2024年河景拍的是Sapphaya县的昭披耶坝，南侧一幅近岸斜坡接着闸墩，北侧一幅以草木和宽阔水面为前景。它们是邻近地区的水利设施，均非寺前码头或寺内景观。
旧卧佛留下的尺度与新佛殿
寺院近年的卧佛工程与舍利塔不是同一处文物。猜纳府公共关系部门2025年4月的报道转述住持说法：旧卧佛在拉玛五世时期的旅行记中已被提到，长约九米；它后来因日久失修而损坏。报道所说的新像按旧像比例另造，采用室利佛逝式样。两尊佛像的年代、位置和保存状态不应混在一起。
这项报道发布时，新像已接近完成，佛殿本体仍在施工。因而它只能说明2025年春季看到的工程进度，不能拿来当作今天的开放承诺。若专程想看卧佛或佛殿，抵达后先看现场动线和管理安排，比照着一则旧报道判断更稳妥。
布匹从河岸来到塔前
舍利塔裹布在近年的公共仪式中仍有清楚的地方脉络。猜纳府公共关系部门在2023年的报道回顾，这项活动从2007年开始，当初与入雨安居和当地长舟赛一同举行；2018年起，仪式改由王室赐水、赐布的安排相连。这里说的是活动的沿革，不能据此推出每年都在同一日、同一河段举行。
2024年7月，猜纳府公共关系部门记录了一次实际举行的赐水、赐布仪式：信众将布带送往佛塔，现场也有诵经和供奉。它与2020年介绍中从府衙河堤到寺前码头的船队记载相互照见，却分别属于不同年份的文字与影像。沿河看寺时，河面、码头和坝体可帮助理解这条水路；它们不是佛塔本身，也不宜替代塔院内的建筑观察。
把年代放回各自的位置
这座寺院的材料跨得很长：1717年的碑铭记一场具体修缮，1901年的书信记碑石所在，1964年的调查留下释读，1969年博物馆开放；2023至2025年的地方报道则关乎当代仪式与佛殿工程。它们能让人看见同一处寺院如何在不同时期被使用、保存和重新解释，却不能彼此替换。读碑时看募捐、锡覆和庆典，走到河边再看裹布船队所依的水路，比较容易分清历史记录与今日现场各自能说明什么。
塔院里可以先看哪些痕迹
从白塔外层开始看，最容易辨认的是方形台座、佛龛和围在圆钟身周围的小尖塔；再走到佛殿一侧，碑石所记的锡覆、贴金和围墙才有了空间上的参照。碑文不只是列出材料，也保留了不同地方的捐助者、填土和庆典准备。它让塔院不止是一座被拍摄的古塔，也是一项由僧众、匠人、陆上与船上居民共同维持的工程。
寺内物件与博物馆收藏之间也有一条可追的线索。住持收藏的古物后来成为猜纳牟尼国家博物馆的基础，佛殿主尊台座附近出土的装饰立佛则由寺院移交馆方保存。若当天还安排去博物馆，先在寺里看塔、碑与佛殿，再到馆内看那尊残存的立佛，会比把两处当作互不相干的景点更容易理解它们的关联。
河边的两张坝景照片并不替寺院补充一段“到此必看”的行程。它们只是把寺院附近的湄南河水利景观放在同一篇文字里，并标出了不在寺内的界线。对裹布传统而言，真正相关的是从河堤到寺前码头的送布路线；对白塔本身而言，仍应回到塔院里的建筑、碑文和仪式痕迹。
碑文里出现的地名也提醒人们，修塔所需的人力和物资并不只来自塔院周围。Manorom、Khung Samphao、Sapphaya和Mueang Phraek等名称被刻进募捐记录，陆上居民与船上居民也各自出现。它们不能让人复原每一位捐助者的身份，却保留了河陆交通与地方社群共同参与的痕迹。站在塔前时，建筑上的锡、金和花饰之外，这些名字也是理解修缮规模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