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像在盗损之后派上了用场
诗琳通人类学中心的考古数据库记载，33号塔后方的龛内安置纳迦护佛。1958年，这尊像仍较完整，艺术厅将它复制下来。两三年后，盗贼割走佛首，原像遭到破坏。修复人员从早先的复制像取得模型依据，补回佛首，并补配受损的纳迦部分；资料特别说明，修复遵循让原有部分与新补部分可以区分的原则。
复制工作发生在盗损之前，原物毁损之后，研究者还能查到原来的头部形态，修复因而有了具体对象可依据。若只看到佛首完整，便把整尊像视为从素可泰时代一直完整保存下来，就会漏掉这段经历。照片中像身与周围龛墙的表面差异可以仔细看，但照片本身不能划出每一次修补的准确边界；哪一块属于1958年以后新增，仍须对照保护档案。
在这张近景里，蛇身的鳞片排成一圈圈纹理，龛口则由内外几道尖拱围合，花叶状灰泥沿拱边延伸。佛座、蛇罩和龛口共同构成一个有深度的供像空间。艺术厅的寺院介绍也把纳迦护佛列为主塔后方建筑的特色。它与外面塔群的关系很紧密：小塔除了形成院落的轮廓，也把佛像放进可辨认的龛室与壁面。
七行这个名字，没有给出整座寺的清单
艺术厅说明，“七行塔寺”是当地居民后来使用的名称，因为寺内有多排塔。这个名称保留了人们对场地的直观印象，不能直接当作一张恰好七行、每行数量相等的原始施工图。今日称呼与最初寺名之间，也没有一份已经确认的对应记录。考古资料转述过早期关于王族建寺、存放王族骨灰的推测，出处和判断语气都须保留，不能写成已证实的寺院身份。
数量也要连着计数对象读。艺术厅的介绍写的是周围佛塔与各种小建筑合计33处；考古数据库在一般概况中另列26座卫星塔，后文谈到塔、附属殿和蒙多等多种建筑时又使用33这个数。两种表述的范围不同，不能据此声称照片里应当数到33座保存完整的塔。基座、残墙和附属建筑同样属于遗址，未保留上部的单位仍可能进入建筑清单。
寺院位于古城中部偏南，邻近象围寺、Nang Phaya寺和Suan Kaeo Utthayan Yai寺。考古数据库记载它面向东南，外围与内围都有红土石墙，每层都有四面的出入口。前殿与主塔所在的内院，因而嵌在更大的寺院范围中。从前殿残柱之间看主塔，近处柱列占据画面的两侧，塔基和两旁的小塔再向后展开。墙线与台基将这些对象分进不同空间。
内院里的主塔与前殿由廊道联系。考古数据库所列主塔方基座每边13.50米，前殿宽16米、长47.80米，分为十一开间；这里的开间属于建筑分段，并非十一间各自有门的封闭房间。塔基四向设供台，东南侧前方的供台较大，前殿向这一侧伸出。这个有长短、有前后的布局，让正面照片中的残柱不只成为塔的前景，也提示从供奉空间通向主塔的关系。
主塔正面还设两路楼梯，从最下层的大基座向上收，接近上部时靠拢。数据库将这一安排与素可泰玛哈泰寺的莲苞主塔作比较，并提出它可能由斯里兰卡建筑的单楼梯转化而来。实际楼梯配置是一项建筑描述，形式起源则仍为比较研究的解释；两者不能合成一段已确定的跨国营建故事。
莲苞之外，还有五个顶和不通行的门
主塔属于素可泰常见的莲苞式。2023年的正面照片中，方形基座层层向内收，上面的细长塔身接到鼓起的莲苞与向上收尖的顶端；左右小塔的高度和上部形状各不相同。另一张同年照片从侧面拍塔身与基座，旁边仍有柱列与低墙。从柱列之间看塔群，与站在小塔侧面看基座，会看到不同的遮挡与距离。
2020年一项以该寺为对象的建筑学习研究，在公开摘要中将塔形归为莲苞式、殿阁式和钟形三类，并强调基座、塔身与塔顶的组合。作者还记录了某些莲苞式和殿阁式塔的供像龛。摘要还指出，有的基座把方形轮廓折出退入的角，层层堆叠形成更高的塔身；有些塔则在主龛两侧扩出翼龛，增加供像位置。这些处理发生在不同高度和不同方向。用这套构件名称看现场，形状差异便有了具体位置：一座塔可以拥有方形供像塔身，上面接钟形塔顶，不能只按顶部一个轮廓归类。
主塔西北的一座殿阁式小塔，是人类学中心艺术数据库单独介绍的对象。它用红土石砌造并覆灰泥，方形塔身四面设佛龛，中央是较大的圆钟形上部，四角各有小顶，合计五顶。中央大钟形之上继续叠较小的钟形，构造与通常钟形塔上接方形座、环节尖顶的组合有差别。五顶指的是这座小塔本身，不能与后方33号十一顶建筑的数量混在一起。
艺术厅的另一篇比较研究选取了寺内南侧的小塔。它在第一层莲花式基座的腰部用附壁柱分出一个个矩形区域，接一层方基座，再叠两层折角的莲花式基座；下层仍留下横向凸起的灰泥线脚痕迹。它的东面有龛口与上行楼梯，其余三面做成假门，带有门框装饰；塔身之上转成圆形基座，再接向内斜收的层次和钟形。这说明四面的门形不必都用于出入，建筑可以借门框组织立面，也可以仅在一个方向提供实际通道。不同小塔的平面、佛龛和上部配置，在同一寺院里有各自的做法。
33号塔里，壁画只剩部分痕迹
主塔后方的33号塔有内部龛室，资料把它描述为十一顶的殿阁式建筑。前面设进入龛室的门，两侧有小佛像翼龛；龛室内安置立佛，也留下素可泰时期壁画。这与后方纳迦护佛所在的外龛，是同一建筑不同位置的对象。近景照片里的坐佛，不能当作内室立佛或壁画的照片使用。
艺术厅的说明把壁画内容写作过去诸佛，以及环绕供花的天人与王者，并说明采用单色调绘画。这里的“单色调”是绘画组织方式，不能据此把墙上每一处残存颜色说成只有一种颜料。考古数据库2020年的文字则强调图像已经很淡，几乎难以辨认。读图像题材与读保存状况，需要同时带着这两个层次，也不能把早期图录的清晰形象当作今天在室内必然能看见的完整画面。
公园后来关于宝相花的专题，为这处壁画补充了一个很小的观察对象：33号塔内天人头部两侧出现两朵宝相花。宝相花是中国艺术中综合莲花、牡丹等形态形成的装饰纹样；专题从叠瓣、瓣端和花心说明它与一般莲花、牡丹纹的区别：宝相花的长花瓣层叠，瓣端带缺口，较高的花心又可呈莲花式或其他吉祥形状；普通莲瓣则多用尖瓣而不做这种瓣端缺口。这个辨识提示的是画中花纹的来源与形状，并未提供今天可清楚辨认它们的保证。
整齐的塔群，仍然有待解释的年代
人类学中心艺术数据库指出，该寺及其西北五顶塔没有确切的建造史。研究者根据艺术形式与排列关系，推测相关建筑可能自李泰统治时期起兴建，年代落在佛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一带；西北小塔与周围建筑排列整齐，又成为同次规划的推测依据。由形式推断年代、由排列推断规划，各有自己的证据范围，尚不能指定所有塔在某一个公历年同时完工。
对五顶塔的艺术关系，解释也发生过变化。艺术数据库提到，过去有人将它与泰国南部的室利佛逝风格相连，较新的分析更倾向联系兰纳与蒲甘。殿阁塔身、钟形顶部和角部小顶可以拿来比较，但“相似”本身不会给出工匠来自哪里的名单。七行塔寺让读者看见素可泰建筑中多种构件组合，也让不同学术解释有了可指认的对象。
遗址还有二十世纪的整修层次。艺术数据库列出1955至1956年的首次清理修复、1959年部分佛塔修复、1965至1966年的多处塔与前殿修复，以及1990年墙体等局部工程。1965至1966年的记录还列出主塔周围的廊道与供台、主殿局部墙面、主像基台和扶起的部分石柱。现存塔顶、柱列与灰泥因此不能全被当作未经干预的古代原状。纳迦护佛的复制与补首，提供了单件雕塑的保存经历；塔群的工程记录则列出殿宇、柱、围墙等不同修复对象。
泰国艺术大学考古学院艺术史系发布的影片，在约一分钟处从空中展示寺院：高大的主塔、两旁轮廓不同的小塔、周围低墙，以及前方成排的残柱都进入画面。鸟瞰把地面照片中相互遮挡的基座分开，供像龛近景则显示一个小空间里的雕塑与装饰。两种影像分别呈现寺院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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