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环之间，佛龛绕着塔身排列
Jakub Hałun 于2017年11月拍下的正面全景，把塔脚到塔顶收在一张照片里。低矮的白色围栏外是草地，围栏后的塔基宽而沉，最下面一层龛口也显得大。拱口往内凹进去，入口边缘露出砖缝，里面则是一片阴影；它们没有像上方的圆龛那样，处处都显出佛像的轮廓。
往上，圆形塔身的边缘形成一道道水平线。每两道边缘之间，龛口沿着曲面排列，正对镜头的龛能看清内部，转到侧面的龛逐渐缩窄，再绕向背面。照片里同时出现正面和侧面的开口，能看出这些龛并非只贴在一个平面上。整座塔的圆形体量，也由这连续转过去的龛口表现出来。
下方龛口的拱边还能看见砖块怎样排列：砖缝跟着开口的弧线转过去，尖部与两侧直立的边分得出来。拱口外缘和塔身之间的表面高低不一，露砖部分的纹理较粗，残存灰泥的地方则相对平整。它们让照片中的开口既有明确的边界，又没有被一层新颜色完全盖住。
几处上层佛龛还保留卷曲的白色边饰，中间能辨出坐像。灰白的装饰贴在橙褐色砖上，有的龛缘相对完整，有的露出更多砖面。同一圈并非整齐划一的白色花边。塔身两层之间还能看见小片绿色植物，砖面、灰泥与植物交杂在一起；仅凭这张照片，无法判断每一处表面的修缮时间。
清迈大学建筑学院参与的2004年建筑旅游研究，将它归为圆形的 prasat 式塔，记作叠起七层。这里的七层说的是塔身逐层叠置的形态。从照片里可见，层间的边缘凸出，佛龛则凹入，两种方向交替，使每圈龛不至于连成一堵没有起伏的砖墙。
2015年的官方介绍还把下部拆得更细：一层低方基之上有三层圆基，再托起七层圆形塔身，并记有五十二处佛龛。把基座和上部混在一起数，会得出不同的“层数”。五十二是该份介绍中的总数；正面照片只能呈现一部分，侧后方的龛口也属于这座圆塔。
看上层时，塔顶容易先抓住注意。它本身很小，下面却是一整串不断缩窄的圆环。宽大的塔脚和细小的收顶之间，没有一段高而平滑的墙面截断佛龛的排列。这些叠层一直延续到高处。
2017年照片中，塔身没有整体刷成金色。砖面的橙褐、龛洞的深黑、灰泥的浅白占据主要部分，佛像只在几处龛内显出轮廓。照片的光照能把靠外的拱边和里面较暗的佛像分开；从院子里较远的视角看，先读到的是圆环与开口，随后才是开口里的造像。
砖塔旁，礼佛殿的颜色铺开
Roma Neus 于2016年4月留下的侧面照片，把圆塔和礼佛殿放进同一处院子。左侧是露出砖面的塔，右侧殿墙刷成白色，窗框和屋檐带着红金纹饰。两座建筑的间隔里有草地，棕榈的长叶伸在殿旁。圆塔在这张照片中被裁去了顶部，却能与旁边的殿一起交代院内的关系。
殿的侧墙上，几个窗框沿墙面排开。窗上方的尖形装饰有红色底和金色边，白墙把它们分隔得很清楚；窗下没有延伸出塔身那样的圆环。屋顶的橙色瓦面和深色带状部分向外压出宽檐，与墙上的窄窗形成另一种比例。抬头看殿，再回看塔身，眼睛遇到的是两组不同的线条：屋檐向侧面展开，塔的圆圈往上叠。
2004年的研究称礼佛殿采用兰纳形式，也说明它的木作后来经过改动。报告记有木制屋架、烧制瓦片，以及屋顶中部的 hamsa 饰物和上方的贴金金属伞饰。这样的记载把屋顶材料、装饰与改建放在同一段中，并没有把今日可见的整座殿当作一件从未改变过的建筑。
2016年的殿前照片把视线拉回地面。橙色台阶中间铺着深绿色的条带，两旁白色阶栏的起首有大只的彩绘兽像。兽身主要是白与金，头部又能看到红色、青绿色。上面的山墙则铺满红金装饰，颜色沿入口两侧和屋檐边缘连起来，阶口与屋顶因此各有一组醒目的轮廓。
盆栽分布在台阶前和两侧，叶片挡住了一小部分低处的墙面。靠近台阶的桌面垂着黄色布，侧旁还有几处小型金色造像。殿前的门窗、阶栏、供置物与植物聚在这片空间里；画面顶部截去了一段屋顶，不能用它判断全部屋脊装饰的位置。
殿前和侧墙的门窗做法也不一样。正面的两处入口在深色阴影里，下方连着台阶和阶栏，侧面则是隔开排列的窄窗。外墙的白色一直连向阶栏，装饰密集的部分集中在入口上方、窗框和檐口。白色殿墙与门窗、檐口的彩绘装饰分得很清楚。
寺名里留着做 hamsa 的工匠
Phuak Hong 的名称，与这处屋顶装饰也有联系。2004年的研究用制作 hamsa 来装饰寺院的工匠解释“พวกหงส์”。hamsa 是报告用于鸟形饰物的名称；把这个词与寺名放在一起，读者就能理解，为何研究者在介绍本寺时，特别写到屋顶中部的鸟形装饰。
寺名的解释涉及当地手艺：装饰要被制作出来，再安放到建筑上。报告同时提及木作、烧制瓦和贴金金属伞饰，几种材料在同一座殿的屋顶交会。砖塔和殿屋因此各有自己的做法，院内的旧建筑也并非只剩塔这一件可以观察的对象。
这一记载并未提供某位工匠的姓名，也没有逐件说明现存装饰由谁、在哪一年制作。将寺名中的工匠含义读出来，可以帮助理解地方建筑的命名；至于建立工匠谱系、追溯每件鸟饰的年代，还需要另有记录。
塔的年代，与像座上的日期
有关建寺年份，现有介绍没有给出同一个答案。2004年的研究将佛历2060年列为推测，同时将塔的年代放在佛教纪年的第二十一世纪；2015年的官方介绍却记佛历2030年，并提到 Yot Chiang Rai。两份资料对建寺时间的叙述存在差异，这里不将其中一个年份写成确定的落成年。
诗琳通人类学中心的铭文目录另列有本寺一件佛像座铭。目录记它刻在触地式青铜佛像的基座上，采用 Fak Kham 文字、泰语，纪年为小历855，对应佛历2036年。这条日期属于带铭的佛像，不能直接拿来给今天的礼佛殿或七层圆塔定年。
佛殿的营建还有另一段记录。Somchot Ongsakul 团队的历史教学研究报告，转述《兰纳铭文汇编》第八卷中的本寺条目：佛历2355年，迦维罗和南奔统治者、王族成员、住持及弟子，与住在寺院附近的居民一起建造礼佛殿。报告列出的参与者跨过了统治者、僧团和近邻居民几个群体，营建者的身份也随年份一起被记录下来。
这段摘要所说的是“这座礼佛殿”。它没有列出今日山墙上哪一片纹饰属于当年的工程，也没有把七层圆塔算入其中。木殿后来的改动与较早的营建记录可以并存：记录保留一次共同建殿的事情，现存屋架和装饰的材料年代则需要分别辨认。
清迈大学馆藏关于兰纳语言和文字的研究章节中，佛历2355年的 Phuak Hong 铭文，又被列为早期拉达那哥欣时代使用 Tham 文字记录佛教事项的例子。Tham 写作 อักษรธรรม；前面青铜像座目录里的 Fak Kham 则写作 อักษรฝักขาม。两个名称对应资料中不同的铭文，不能因为都在同一座寺便合成一条。
该章节讨论，迦维罗复兴清迈时曾尝试恢复 Fak Kham 的世俗书写，但后来 Tham 使用更广，记载宗教与世俗事项；Phuak Hong 的佛历2355年铭文是作者说明这一现象时举的当地例子。本寺这条营建记述，也被放在当时清迈的书写传统中讨论。
佛像基座上的刻文附在一件具体造像上；营建铭文记录的则是殿与建殿的人。目录和研究章节关注的对象不同，保留下来的内容也不同。辨认文字名称时，仍要看它属于哪条记录，不能把“兰纳文字”当成一种始终未变、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物件的同一字体。
像座、塔和殿原本就是三种对象：一件佛像可以保存制作或奉献的信息，建筑的木作则可能在后来改动。相关记录各自留下了不同的日期。院里的砖面和红金屋檐，也不会因为一个建寺年份就变成同一年完成的部件。
镜头沿着殿前台阶移动
Pepé Le Pauly 于2023年发布的本寺短片，将镜头移到殿前造像和屋檐附近。画面里可以看到白色阶栏旁的金色卧像，随后又有站立的金色造像和装饰繁密的檐口。侧墙、窗框与阶栏近距离连在一起，补上了全景照片中较小的那部分殿前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