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侧的房屋，比法尔孔入住更早
那莱王时期的华富里，也以旧称 Lavo 出现在外国人的记录里。法尔孔在暹罗宫廷的贸易和对外事务中活动，这处建筑群因他而得名。不过，艺术厅对西侧建筑的研究提出了更早的阶段：一部分房屋可能在1683年以前已经存在，受到印度—波斯建筑形式的影响。
研究所依据的细节包括砖砌门窗的尖拱，以及小型采光、通风开口顶部类似莲瓣的曲线。这些观察针对具体建筑。早期房屋曾供波斯商人居住，是学者提出的解释；建筑形式为这项讨论提供了依据，原先每间房的使用者仍未确定。
艺术厅的营建阶段分析把西侧主建筑、邻近居住和厨房建筑、浴室、仓储及带地下空间的建筑一起考察。它们构成了有生活和储存需求的建筑组。这样的研究视角与只看一面漂亮残墙不同：主屋之外，还需要问人从哪里走过，物资放在哪里，房屋之间有没有原来的路面。
1683至1685年间，西侧房屋和建筑之间的空间经过改造。艺术厅报告中标出的砖铺通道，从主建筑通向北侧、南侧及教堂。墙体可能只剩一段，通道却还能说明原先两处空间的联系。草地上的低矮砖线有的是基础，有的是围界；先看它们通向哪里，再判断它们围出了什么空间。
报告还援引拉卢贝尔对暹罗外国人砖砌房屋的记述，用来讨论一种被称为 Divan 的建筑。记述关注的不是装饰有多华丽，而是侧面加出的遮阳构件怎样同时保留通风，以及较大的房间如何接收两侧的光线。这样的文字为阅读当时建筑提供了比较材料，并非维猜延宅邸每间房的逐屋记录。参观这里时，可以从残墙上的小开口、门窗和建筑间空地，继续寻找采光与空气流动留下的条件。
1685年的使节，先住进既有宅邸
建筑群的用途变化与两次法国使团到来有关。1685年，亚历山大·德·肖蒙率领的使团抵达暹罗，并赴华富里觐见那莱王。当时专门的使节接待住所尚未完成，王室使用法尔孔已有的住宅安置使团，还增加房屋以容纳随行人员。居住与外交接待，曾在西侧同一组建筑中发生。
这一点也解释了遗址名称为何容易使人困惑。按后来的用途分区，东侧是使节接待区；但最早来访的那一批使节，并不是住进一个已经完工的东侧建筑群。把名称、方位和不同年份拆开看，比给整片遗址写上一个统一建造年份更准确。
艺术厅的后续阶段分析将东侧扩建置于1685至1687年间，与1687年拉卢贝尔和塞贝雷率领的第二次法国使团相关。东侧接续西侧宅邸和中央教堂的既有空间，形成了另一组建筑与庭院。现存高墙之外，地面上的基础将院子划成若干区域，入口和台阶则帮助辨认建筑面向哪一片空间。
这张院内照片里，上下两层的开口、入口上方的装饰和前方基础都还可辨认。墙的一端仍留下转折，入口前又有台阶，建筑与前方地面有明显的高差。把照片与考古分区一起看，可以读出空间的规模。室内陈设及使节具体住在哪间房，则属于这些残墙尚未回答的问题。
中央的教堂，后来有了自己的围界
夹在两组建筑之间的是 Notre-Dame de Laurette 礼拜堂。艺术厅记载，1685年使团到访时，教堂已经能够使用，但装饰还未完成。肖蒙使团驻留华富里期间曾在这里举行宗教仪式。教堂的使用时间，与整个接待建筑群的完成时间并不相同。
在1685至1687年的营建阶段中，教堂、十字架基座和周围场地另建围界。艺术厅的航空照片将中央这片区域单独标出，可以看出它在西侧房屋与东侧扩建之间占据了自己的空间。1687年的使团又参加了教堂庆典。住宅、外交接待和宗教活动相邻，却各有空间安排。
礼拜堂的残存建筑值得从地面和立面分别看。艺术厅报告展示了山墙、沿长边排列的开口，以及门窗周围仍留下的灰泥装饰。部分装饰呈尖起的曲线，窗下也有凸出的构件；这些细节与砖墙本身并非同一层材料。灰泥脱落处露出的砖，可以帮助辨认墙体轮廓，但露砖并不等于当年本来就以裸砖作为完成面。
西侧早期建筑的拱形、中央礼拜堂的装饰、东侧接待建筑的组织，属于不同层次的观察。它们出现在同一处华富里遗址中，各自与特定建筑和营建阶段有关。尤其是教堂周围新增的围界：它改变了建筑之间的边界，让宗教活动场地在接待环境中有了自己的范围。
围界的作用在平面上比在单张立面照片里清楚。教堂及其院地位于中央，两侧建筑的通道和空地仍各自展开。立面留下了装饰，地面则保存了空间如何划分的线索；看完门窗，再绕到能够看清院地边缘的位置，便能把两种信息接起来。
地下房间留下了尺寸，用途仍需证明
维猜延宅邸的考古工作延续了数十年。艺术厅后续报告回顾，1986至1987年的修缮和发掘已在法尔孔居住区发现地下房间，并帮助绘出建筑群的初步平面。2020至2021财政年度的三阶段保护与研究项目，又对建筑、路面和构件进行了进一步调查。今天可见的格局，也是历次考古整理的结果。
2020年春季的初步发掘，在接待建筑组5号建筑前发现一处地下空间：宽5.16米、长18.75米，约低于地面2米，有灰泥地面和两处楼梯，连接5号与6号建筑。房间的尺度和连接方式，是实际发现；酒窖的名称则来自用途推测。地下空间也可能被讨论为储物或接待设施，不能因“秘密房间”听起来有趣就把猜想写成结论。
类似的问题出现在12号和13号建筑周围。报告讨论了可能的波斯式浴室和可能的厨房，同时记录小房间、灰泥地面、圆形坑及陶管等痕迹。墙、地板和管道可以测量，使用者身份与日常活动却不总能由它们单独确定。例如，发现一段陶管，首先说明的是有相应的建筑设施；它还不足以直接证明某个人曾在那一处洗浴或烹饪。
艺术厅的后续报告还用平面图集中标注陶管位置。管道并非只出现在一栋高墙建筑旁，它们分布在不同建筑和院落范围内。若只欣赏立面的门窗，供水、储水及建筑间联系容易被忽略。把这些设施纳入视野，才能看到宅邸和接待场所日常运行所需要的另一部分空间。
发掘报告中的探方和地下房间，记录的是考古调查位置；今日可参观范围以现场开放区域和围挡为准。留在开放通道上观察台阶、管道或低矮基础，也能比较它们与周围建筑的关系。
地面之下，还有更早的华富里
考古报告回顾早期工作时，还列出陀罗钵地时期的陶器碎片、人物与牵猴形象、珠饰等发现，并讨论至少两期的土地使用痕迹。这些材料把地点的历史拉到那莱王与法国使团以前。它们并不表示现存宅邸高墙建于陀罗钵地时期；较早的活动痕迹与后来盖在上面的建筑，必须分开理解。
1964年的一次调查，在大门附近建筑前开了一个1.5米见方的探方。报告记载，上部是当时表土，下面有填土，继续向下到约6至7米时遇到河流砂层，水进入探方，调查因而停止。各层中出现了不同年代的陶器碎片。这段记录既说明地下材料丰富，也说明调查会受现场条件限制；一件较早的陶片，仍需结合它所在的层位和填土情况解释。
2006年，艺术大学考古学系在教堂前方的一处探方中，也辨认出大城时期填土与现代整地两类活动。探方为4米见方，受工期限制，调查进行到地下约2.5米便停止。它提供的是这一处局部范围的层位信息；与其他地点的发现放在一起，才便于比较院落如何逐步变化。今天脚下看起来平整的地面，可能已经历过不止一次填垫。照片呈现的是拍摄时暴露的墙和基础，历代地面高度则要依赖各处调查记录判断。
路边标牌的两个名称，可以作为认识这里的开始。走进院落以后，视线从高墙移到砖地，再回到中央教堂，便能把宅邸、接待区和宗教场地逐一分开。它们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营建；脚下更早的材料，又保留着另一段华富里的土地使用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