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殿的石栏杆，保留着仿木的做法
寺院平面朝东，前方是长方形主殿，后方才是供奉四种姿态佛像的蒙多。诗琳通公主人类学中心的考古数据库还记下寺前的水井、洗浴设施与亭子，以及后方的僧人生活区。这些构成说明，遗址并不只有供像的高大核心，礼佛、居住和用水设施曾经各有位置。
2014年的照片里，说明牌占据近景，后方铺展开低台基，几根立柱从树影中露出。台基边缘有竖向构件，旁边的砖层一圈圈压在石砌下部之上。它提供的是进入寺院之前的空间尺度，而不是四尊佛像都在同一张图中出现的全景。背后的高树也让建筑残部显得分散，视线需要从低处的边界慢慢移向后方。
泰国艺术厅对主殿的描述更具体：基座分成两层，下层是供绕行的台基，侧边用红土石做低栏杆，模仿木构的形式；上层为长方形殿基，前后都有凸出的门廊。石材通常被看成厚重的块体，这里的栏杆却用竖向排列和间隔借用了木构的轻巧节奏。看残存栏杆时，除了表面的孔隙与风化，还可以留意它怎样把边界组织成一串重复的构件。
殿内原有僧人的座台和供奉佛像的台座，支撑上部屋架的柱为方形红土石柱。今天只看没有屋顶的柱列，容易把内部想象成一片空地；这些不同用途的台座说明，屋顶下面曾有供像与僧人活动的具体安排。前后门廊、较高殿基和较低绕行台基，也把进入与停留分成了几个高度。
四面供像，围着同一个承重核心
蒙多是泰国建筑中供奉尊崇对象的一类建筑名称。在这座寺里，中心为方形承重核心，四个方向伸出构成供像空间的部分，各面墙体向内凹入，安置佛像。艺术厅与人类学中心的资料都记下同样的方向：东面行走，南面坐，西面立，北面卧。这个排列应当按建筑方位理解，不能从一张照片的左边、右边直接换算。
东面与前殿后部相接，其余北、西、南三面有围墙入口。于是，朝东的全寺轴线和向四面展开的供像建筑同时存在。前殿引出一条较长的进深，到了蒙多，观看又转向中心核心的不同侧面。四尊像不排成一列，也不面向同一个大厅；每一面都与自己的凹龛和接近方向发生关系。
人类学中心2015年的艺术资料将残存核心记为红土石，原有木构瓦屋顶已经坍塌；四尊像则是砖砌、外施灰泥的高浮雕。建筑核心与像身使用的材料并不完全相同。照片中佛像周围可见密集砖层，像身表面仍留着灰泥，剥落处又露出底层。这样的残部让材料层次变得可见，却不能据此绘出已经消失的整座屋顶。
立佛的左臂，留下手势判断的限度
西面立佛是保存较多的一尊。历史公园的专门说明记其高度为9.60米，指出左臂不完整，并将其手势推测为施无畏。用“推测”很必要：完整的手掌和手指并没有保留下来，手势名称不能当成从照片直接读到的事实。仍可观察的部分包括修长的躯干、垂下的右臂、较长的脸与下颏。
这张上传于2005年的旧照片没有注明拍摄年份。与较宽的2012年画面相比，它把像身、脚和龛墙放得更近，树冠只留在边缘。左臂的断处十分明显，腿部下方仍可辨认衣袍轮廓与脚趾；身后转折的砖墙把高浮雕托在立面上。两张照片来自不同拍摄，但都不能单独用来判断两次摄影之间是否进行过修补。
艺术厅把立佛归入素可泰艺术的甘烹碧地方风格，具体依据包括较宽额头、尖下颏和较长面形。这一分类靠的是造像特征，不是裸露砖墙的颜色。像身如今的斑驳表面也与完整初貌有距离；照片适合辨认保留下来的轮廓，关于原来如何施色、衣纹是否曾经修整，仍需更多证据。
另外三面，有些姿态要从残部辨认
东面原为行走佛像。历史公园的说明把这种姿态放在素可泰艺术的广泛背景中，列举西萨查那莱和素可泰的相关造像、灰泥图像及碑铭记录。这个背景能解释为何“行走”值得单独占据一面，但不能把别处佛像完整的手脚搬来填补甘烹碧这一尊。别处的完整作品能帮助比较造像风格，这里失去的手脚仍须从本寺残迹和记录判断。
南面坐佛留下的证据主要是腿部，呈平坐交腿的样式。原来用来表达手势的手臂和双手已不存，历史公园因此明确指出，不能判断它究竟是降魔姿还是禅定姿。坐着只是身体的大姿态，双手怎样放才决定更细的图像类型。把寺名中的“坐”直接写成“降魔”，会越过残迹所能支持的范围。
北面的卧佛损毁更严重。公园说明用排列成三角形的红土石块辨认枕部，它们原来承托佛头。这里需要看的不一定是完整卧躯，而是与头部位置有关的支撑残迹。四面不同程度的保存，使一个建筑中的观看难度也不相同：西面立佛较容易辨认，其他方向则需要结合记录理解缺失的位置。
艺术厅转引的二十世纪初王室游记已经记下这种不均衡：立、坐、行走三尊当时还能辨形，卧佛已经严重破损。另一段游记还提出灰泥像可能经过后来修补。它们留下早期观察者所见的状态，让人知道损毁与改造并非只发生在现代保护之后；但游记所描述的当时状态，仍不能等同今天每一块残石的位置。
四种姿态的意思，并没有唯一答案
历史公园的专题介绍并列了三种学术解释。Suriyawut Suksawat将四种身体姿态与佛教的四念处修习联系起来，尤其强调对身体的觉察；Piset Chiachanpong着眼于佛陀一日之中的活动与休息；Sakchai Saisingha则将它们理解为不同佛传情节，包括下忉利天、觉悟、说法和涅槃。
这些解释处理的问题各不相同。一种问人如何觉察站立、行走、坐下与躺卧的身体；一种把四姿态放进日常时间；另一种将其连到宗教叙事。资料没有把三种意见合成同一个定论。现场能确定的是四面的排列，图像意义则需要说明是谁提出、依据什么，尤其在手势和躯体已经残缺时。
因此，面对南面坐佛，仍可以讨论“坐”的身体姿态，也可以介绍学者怎样把它与觉悟联系起来；同时保留手势无法确定的事实。北面卧佛也不能只凭寺名就宣布一定表现涅槃。艺术厅另一篇综述还列有卧佛表现其他佛传故事的说法，这些差异说明图像解释需要超出一张残迹照片的材料。
年代与修补，在遗址上留下不同层次
人类学中心的艺术条目明确说寺院没有确定的建造史，按建筑形式与残存佛像特征推测大约建于佛教纪元第二十世纪，并可能在下一世纪修缮。历史公园的另一篇说明引用佛历1963年、即1420年的银叶铭文作为年代参考，其中记到统治者与舍利安奉。碑铭数据库却把发现地点记为旧城东墙外、Wat Phra Yuen前的旧塔，未记发现年份；四姿态寺在古城北侧，资料中的地点并不一致。Wat Phra Yuen又曾用作四姿态寺的旧称，单凭名字也不能消除方位差异。银叶的日期可以进入区域历史讨论，尚不足以给这里全部墙体和像身贴上1420年建成的标签。
较明确的现代工作发生在1965年。考古数据库记载艺术厅对主殿、附属殿、戒堂、四姿态建筑及围墙进行清理，并修补佛像遭盗掘留下的孔洞。盗掘孔洞与后来的填补，属于和古代营建不同的层次。考古数据库摘要列出工程对象与填补盗孔，未提供逐构件的修补图。照片里的每一块砖和每一处灰泥，仍不能仅凭颜色准确分到1965年的工程。
寺院南侧还有小型低基座戒堂，周围的界石划定仪式空间；后方则留下亭、僧房和水井的建筑基础。立佛虽然抓住视线，沿地面展开的这些残部仍然属于整座寺院。前殿的方柱、蒙多的四个方向和僧院的用水设施，分别保存着承重、供像与生活安排的线索。
视频沿低处走，栏杆和台基更清楚
Prachasan Saenpakdee的现场影片在开头就靠近石栏杆。约半分钟处，镜头展示构件表面的孔隙与残留抹面，随后沿低台基移动，栏杆、土面和树影交替进入画面。照片里的竖向石块在移动镜头中连成边界，前殿的边界与高处的立佛由此有了清楚的位置关系。
这一小段适合配合前殿的双层基座与仿木栏杆说明观看。镜头越过低台基时，栏杆与远处残柱之间的高差也更容易辨认。它补充了静态照片难以同时呈现的距离与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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