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石基座纠正了殿堂名称
艺术厅介绍中，古迪道寺的核心建筑沿东西方向排列。东边是戒堂，中央为主塔，西边是佛殿；外围有围墙，主轴两侧散布小塔。这里的“戒堂”对应ubosot，“佛殿”对应viharn。两个词在旅游介绍中常被笼统译为大厅，到了遗址现场，仍应区分。
建筑位于塔前还是塔后，并不足以单独决定名称。艺术厅回顾早期调查时指出，大城各寺的布置并不能归纳成一个始终适用的规则。不同寺院、不同阶段的组合有所变化，不能看到东边有一座大殿，就依据一个固定印象替它命名。
古迪道寺自己的记录也经历过变化。1957年第一次调查和整理历史时，塔前建筑被称为佛殿，塔后建筑被称为戒堂。调查没有在两座建筑附近找到界石或界石基座，缺少能够判断用途的直接线索。1987年的考古部门平面图则把东边标为戒堂、西边标为佛殿。1999年为修复开展的发掘，发现了东边建筑六个方位的界石基座，艺术厅据此确认塔前这一座是戒堂。
界石原本用于标示佛教仪式空间的边界。在古迪道寺，残存的基座比一座殿堂看上去是否宏大更能说明问题。艺术厅记录它们有折角轮廓，位置并非完全排成整齐的直线。东面和西北面两处基座缺失。六个方位留下的是基座，界石本身与它们的保存情况不同。原来这圈边界如何围住戒堂，也正是地面遗迹能够回答的问题。
围绕戒堂还有一圈较低的墙，也已经大部坍塌。它与包围整个核心建筑群的外围墙不同。低墙、界石基座、殿堂高台各自对应不同范围，若只沿着最高的砖墙走一圈，容易漏掉这些贴近地面的证据。平面图给出的建筑名称，可以在地面的痕迹中得到解释。
从门洞和柱子读回失去的屋顶
东边戒堂朝向东，艺术厅记录约宽15.4米、长27.8米，砌砖抹灰，台基约高1.9米，前后设有凸出的廊台。侧面的基座线条稍向下弯，资料用船腹形来描述；廊台则有折角和狮足式基座的灰泥遗迹。看一座无屋顶殿堂时，不必先想象完整金色屋面，台基的曲线就已经提供了建筑造型的一部分。
前墙有三个入口，中间较大，门洞呈莲瓣般的尖弧。墙上柱饰将入口和窗分开，柱头原有长莲瓣形装饰。灰泥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因此从照片看，砖的排列常比原来的装饰更清楚。尖拱照片中，拱顶周围的砖向中心排列，边缘仍有浅色抹灰；照片能展示尖弧轮廓和砌砖方式，具体风格的来历还需要别的证据。
戒堂侧墙每边原有八个窗位，其中出现隔一个窗位砌堵一个的情况，被堵处做成假窗。艺术厅认为这可能是后来的改动。窗的位置、墙体的分段和柱饰仍能让人读出节奏，却不能把所有可见砖面都当成建寺时一次完成的原貌。窗位被改动后，原有开口与装饰形成了今天的组合。
原先内部有两排圆柱，每排七根，支撑屋顶。资料记述残存柱子六根，北边两根、南边四根；这是调查说明中的保存状态，不保证每个年份的现场都仍完全一样。墙顶接纳木梁和撑木的孔洞，以及柱上的木构痕迹，让研究者推测屋顶由木结构承托并铺瓦，具有层层降低的屋面。孔洞对应木构的位置，柱位对应屋顶的承托，残迹可以帮助读回已经失去的结构。
供奉佛像的台座也留下了叠建的证据。发掘发现较晚的台座覆盖较早的狮足式台座。艺术厅推测较早部分可能属于大城中期的建筑，后来殿堂重建，新台座把旧台座包在里面。早台座和晚台座所在的不同层次，说明此处使用空间曾经过改造；关于更早殿堂的完整外形，资料仍未给出确定答案。
主塔西边的佛殿朝向西，与戒堂相背。它约宽14.1米、长27米，略小一些，同样有前后廊台和圆柱，侧墙保存了窗位、壁柱及支撑木构的孔洞。资料记述殿内柱子已折至柱脚。这些相似之处解释了为何只看一张无屋顶建筑照片，容易把两座殿堂混为一谈；方位、平面和界石证据需要一起看。
佛殿还有一个不显眼的工艺细节：艺术厅在基座的圆凸线脚处发现，工匠使用陶质构件连续拼接，结合灰浆，再抹灰成形，而不是全靠削切砖块取得这个轮廓。砖、陶质构件和灰浆配合，做出了连续的线脚。残存构件留下了制作方式，而完整的抹灰外观已经大部失去。
中央塔里的几次包砌
主塔夹在两座殿堂之间，是圆钟形佛塔，今天保留的是下面的塔体和台基。照片中塔身上端已断，砖和灰泥层次暴露出来，平台周围仍有小塔残迹。原来的尖顶、完整轮廓和栏杆不能从这张照片中直接补齐。
艺术厅记录残塔高约14.5米，下方供绕塔的台基高约2.7米，轮廓多次折进折出。塔的东侧有两道台阶。平台上有八座小塔，形制为八角基座承托圆钟形塔身。这八座是平台上的塔，与围墙内主轴两侧散布的小塔不是同一个范围，计数时不能只把文章里出现的数字相加。
塔并非一层砖壳从下砌到上。发掘发现内部有更早的塔，中心为圆形砖芯，向外以辐射状的砖构相连，外面再砌钟形塔身。第二阶段包住较早的塔，随后又有外层包砌，把前两阶段覆盖在里面。艺术厅据此认为这座塔经历了至少两次修缮。外面看似单独一座塔，内部却保存着先后不同的建筑阶段。
倒在塔旁的上部构件，也成为理解塔身的材料。旅游照片能展示断口、残灰泥和平台，考古发掘则提供了内部包砌的证据。断口可以在外观中辨认，内部包砌的层次则是发掘所得。将这些不同来源的证据放在一起，才有办法解释为何残塔里面还有更早的塔。
围墙内还有散布的小塔与若干只剩基座的遗迹，形制并不相同。艺术厅分别记录钟形、折角、带阁式外形等类型；在主塔与佛殿之间，另有一处正方形砖基，用途无法判断。这处砖基的用途未明，在阅读平面时仍应把它与已经识别的殿堂、塔和僧舍分开。
修寺的王子与墙外建筑
古迪道寺的确切始建时间不清楚。不同文献把建造者联系到不同人物，艺术厅还提出，它可能与附近的玛哈永寺年代相近，或稍晚一些。这个判断有“可能”的边界。摄影文件的简介将寺院直接说成纳莱王时代建造，不能用来压过艺术厅对文献分歧的说明。
较有依据的是大城晚期的一次大规模修缮。艺术厅依据王朝编年史，记述当时尚为副王的后来博隆阁王主持古迪道寺工程，仿照兄长泰沙王修复玛哈永寺的做法。修缮持续三年多，主持者曾到寺旁住上一段时间，监督工程。晚期修缮与更早寺院的创建是两件事，不能把工程起点写成整座寺院第一次出现的年份。
艺术厅页面将工程起点记为佛历2254年，文化环境登记页面则写佛历2253年。两份机构资料相差一年，修缮起点的精确年份仍有分歧。能保留的是大城晚期由这位副王主持的大修，以及艺术厅引述编年史中修复完成后的庆典记录。今天可见的建筑风格，多与这段晚期修缮有关。
北边围墙外有一座称为Kam Ma Lian的砖砌建筑，艺术厅称它为王室居所或宫舍。平面约宽14.6米、长30米，原为两层，朝向东，前后设廊台。长墙上两层的窗洞，和内部承托上层的柱墩，能解释它为何不能简单归入围墙内的礼佛空间。
艺术厅推测这座建筑是后来博隆阁王在监督修缮时的驻地，之后可能交给寺院，作为住持居所或讲经空间。这是研究者对用途的解释，尚不等于一份连续完整的使用档案。建筑内部还发现较小的八角柱墩附在大柱墩旁，可能与后续加固有关；另有台座和圆柱无法判断用途，也不必把它们都归到某位王子的生活起居上。
围墙外南边则有僧舍基址，只剩长方形台基。北侧两层建筑、南侧僧舍基址和墙内戒堂佛殿，让古迪道寺的范围比单看中央塔宽得多。艺术厅在概述中对北侧区域原来可能属于僧人居住区的判断，仍使用推测措辞；遗失的木构房屋，也不能依据今日空地随意补出数量和排列。
看视频时留意建筑之间的距离
下面的视频来自Paryont-Smile.Bangkok频道，片长约七分十五秒，记录古迪道寺的现场游览。页面标题和说明使用泰语。开头可看到有两层窗洞的砖砌建筑，中段镜头转向遗址中的殿墙与草地，后面能看到砖铺地面和塔旁构件。它适合补充静态照片的空间感；建筑年代和用途仍以艺术厅资料为依据。
古迪道寺仍有不少贴近地面的细节：戒堂外低墙的残部、界石基座、殿堂内的柱脚，以及围墙外南侧的僧舍台基。高墙容易先被看到，这些低矮遗迹却帮助划出建筑各自的范围。对照东边戒堂、西边佛殿和北侧墙外建筑，再回头看中央塔，原先混在一起的残墙便有了位置；至于没有定论的始建年代和砖基用途，资料仍留着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