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层的四面都有佛龛
考古记录将主塔描述为方形平面的砖砌灰浆建筑，塔身有五层逐级收小的方形层面。每层每面三尊佛像，四面合计十二尊，五层共六十尊。这个计数讲的是向上叠起的五层，下面台基四方另有坐像。看塔时，把五层龛列与台基中央的较低佛龛分开，六十尊的计数便有明确范围。
照片只能露出朝向镜头的一面和侧面的一部分，另两面藏在塔身之后。一张正面照里数到的三尊，是这一层的一面；如果沿外围走到转角，另一面还会继续出现龛列。四个立面重复同样的安排，方塔因而在转角处也保持连续。龛并未只集中在面对院地的一扇门上。
底下几层的龛口呈高而尖的拱形，两侧柱状边框将佛像夹在中间。龛顶的灰泥纹样向两旁伸出，柱脚与层面的横线相接。相邻龛之间的墙很窄，三个龛仍各有自己的边框。站像、龛口、两侧的柱与头上的装饰，在一层里形成三个并列的小单元。
向上看，龛的轮廓随塔身缩小。顶部近景把这种变化放大了：下面一排能看清佛像肩部和胸前的衣纹，上面一排只露出较小的面孔与上身，最上层的凹处又更窄。仰视会遮住龛底，像在照片里露出多少，也受观看角度影响。
各层转角还有小型塔饰。它们立在主塔层面的外缘，尖端再向上收，替方形转角添了一条较细的竖线。从整体照片看，这些小塔连同主塔层层变窄的龛列，一起组成上升的轮廓；走近以后，视线才会分到单个龛里的佛像。
诗琳通人类学中心还记下，第二、第三层的龛框以相互交缠的那伽蛇形装饰，上部是叠起的莲花形构件，继续托起尖顶与伞饰。顶部近景里，最高处的架状饰物轮廓细，下面圆鼓而收拢的部分显得厚重。方形层面到塔尖，轮廓在这里又换了一次。
四方台基的坐像
沿塔身往下，台基也有自己的佛龛。机构记录分别描述四个方向的像：东面为禅定像，西面为垂足坐像，北面为戴冠的庄严像，南面为降魔像。它们与五层中的六十尊属于不同位置，观看时可以先认台基中央，再把目光往上接到成排的龛。
这份四向说明并不意味着照片已经把每一尊都留下来了。全塔照片的前景有一座小亭，较低的墙面被它遮住，右边还有另一座建筑的屋檐进入画面。画面交代了塔与庭院的关系，台基四面仍有部分被遮挡。要比较各面坐像的姿态，需要沿允许通行的外围分别看。
考古记录也提到下层台基四角有灰泥狮子，主塔外围设环绕的行走空间和围墙，入口在东面与南面。转角的位置因此有两种作用：上方的小塔装饰强调层面的边界，较低的狮子守在台基角上；中间的佛龛则落在每一面的中央。装饰的位置与方形平面互相对应。
在黑白全景中，台基向外展开得比上部宽。墙面有多道横向线脚，一圈圈绕向侧面，前方铺砖的院地与塔基之间还有建筑和供奉设施。高塔并不是单独放在空地上的模型，近处的小亭、围墙和屋檐会挡住一部分轮廓，也让它在寺院中有了具体的观看距离。
另一张照片从梵天神龛前看向主塔。神像下方摆着写有“平安”的小牌，框架上布满卷曲的纹样；左侧建筑有一段长而陡的屋顶，右侧的山墙分成数层，各层边缘又带着细密装饰。主塔退到后方，塔尖超出照片上缘，龛列仍从神龛两侧露出来。
这一张的前景并非佛塔台基的四向坐像，而是另一个供奉对象。文件作者把它标为寺院内的梵天神龛，画面里也能看到多张面孔与多臂形象。将它与塔身的佛像分开，便不会把庭院里的各类神像都算进五层佛龛。它还留下寺中几座建筑相互遮挡的样子。
灰泥表面与较老的塔形
方塔的主结构和外表装饰，在考古记录中有不同的来历。诗琳通人类学中心认为，它的方形塔身形式取自南奔占玛德威寺的Ku Kut塔，保留哈里奔猜艺术传统；机构记录把大修后的塔上装饰归为缅甸艺术风格。塔的形状与龛边细部因此需要分开看。
塔形沿用了较老的安排，外部装饰则在修复中重做。相似的方形收分可以在不同年代继续使用，眼前某个灰泥花纹的施工时间，却不能仅凭它所在的层高判断。塔身保留一种结构安排，表面仍可能经过多次修整。
机构记录将重要修复者称为Luang Yonkanawichit，是到清迈经商的缅甸籍孟族富商。修复发生在拉玛五世时期，资料在讨论后期叠压层时以佛历2451年的修复为时间节点。这位在清迈经营贸易的修复者，使方塔与当地孟族、缅甸背景的商人活动联系起来。
考古数据库把转角狮子与佛像的缅甸式形貌，放在这一修复阶段中理解。龛框的卷曲纹样、小型塔饰与伞尖十分醒目，方形塔身则沿用了哈里奔猜形式。修复后的细部和主结构在同一座建筑上相接。
两张塔身照片都有深浅不一的墙面痕迹。某些层面的檐线下方较黑，平墙上也有细长竖痕，顶部一处可见枝叶。照片足以记录2014年留下的表面状态，却没有交代痕迹的成因，更不能据此判断当下塔身的结构状况。观察这些细部时，年份与画面一起留在说明中。
KUNLAYA频道于2026年4月发布的视频，又从院地展示了主塔。约三分钟处，黄色布绕着较低的塔身，前方摆着两面大锣；右侧建筑附近有脚手架。镜头向前，塔基与上部龛列逐渐靠近，观看位置从宽阔庭院移到主塔前方。影像中的布与脚手架只说明拍摄画面，不作为现在的维修公告。
环塔地面下面的七个阶段
塔的历史还埋在周围地面以下。泰国艺术厅于佛历2539至2540年进行加固修复，同时发掘环塔行走空间的地层。诗琳通人类学中心汇总的结果是，那里出现七个叠压的营建阶段。这个数字属于考古识别的地面与建筑变化，和眼睛能数到的五层塔身并非同一组层次。
发掘中还发现，较低台基的北面含有红土石构件。主塔主要是砖与灰浆，台基的局部则使用另一类材料。现在从某个庭院角度看，石材可能已被表面遮住；资料所说的发现来自修复时打开下层外表，照片拍到的是覆盖在外面的表层。
环塔地层里出土过装骨的陶罐、几处窑场的陶瓷、哈里奔猜类型器物与中国瓷器，另有屋瓦、钉子和佛像残片。报告汇总列到Sankamphaeng、Wiang Kalong和Si Satchanalai窑场。装骨陶罐与供奉有关，屋瓦、钉子属于建筑材料，几处窑场的器物则留下了不同的来源地。
这些器物与地面的叠压一起留在发掘记录中。七个营建阶段持续了不同时间，窑场器物也未被逐件归到同一年；简要记录保留的是器物类型与来源地，详细的先后关系还要靠层位判断。
机构记录还提到哈里奔猜风格的佛面与兰纳灰泥纹样残片，将后者大致放在佛教纪年的二十一世纪。对旧龛装饰的判断也以推测语气提出：它们可能属于大修前的龛部。这样的残片给出外部装饰曾有别的样貌的线索，不能照今天完整龛框的形状替它们补全。
在七个阶段中，较晚的一层被认为在佛历2451年修复之后，可能与佛历2479年及东面供奉台有关。原记录的措辞保留了“可能”。这段解释没有把七层逐一排成七个确定年份；它把可见的叠压、已经记载的修复和推定的后期营建联系起来，同时留下尚不能填满的时间间隔。
西侧发现的一小块残碑
佛历2539年十二月八日，一块砂岩碑刻残片在塔外围墙西侧被发现。诗琳通人类学中心的碑刻数据库另为它建有条目，记下两面分别剩两行和三行字，最长约十二厘米。研究者按残片外形推测，它出自较大石碑的转角；文字残缺，能够读出的内容很少。
碑刻条目的断代依据是字形，认为属于泰语、素可泰字形，约在佛教纪年的十九至二十世纪；制造者和目前收藏地点没有确切记录。它与建筑资料中所引历史文献的佛历1831年建寺说法，来自不同的证据。残片并未留下能将那一年完整钉住的建寺铭文。
考古数据库把建寺与孟莱王联系起来，说明这一说法出自历史文献；其中还摘录了地方传说与编年材料。碑上残存的两三行、文献中的王名和地面下七次营建，各自留下方塔历史的一部分。
回到塔身，五层龛列仍然清楚地往上排列。顶部照片最下方有几座龛被画面截断，上面三排的佛像面孔则留在深浅不同的阴影中。横向檐线把它们接成一层，转角的小塔又把视线带向更高处；再向上，细小的尖饰伸进带云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