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为什么适合作赠礼
在印刷书普及以前,泰国的生日、升职与葬礼等场合已有向来宾送礼的习惯。富裕人家送过钱币、金与铜制成的合金物品、银制物品、衣服,也有人让来宾抽签领取金饰、戒指和珠宝。家境较普通的人家,送的可能是手帕、竹制挖耳勺,或一小罐药膏。挖耳勺后来也用金属或塑料制作。
佛教施赠的观念,是免费散发纪念书的一层背景。施赠对应巴利语dāna,常与做功德相连;人们在有功德意义的场合送礼,书籍逐渐成为其中一种。随着印刷条件改善,这种做法出现在生日、庆典与葬礼上。
1987年,馆员Tongyot Pratoomvongs谈到赠书兴起时,强调人们希望送出更能长久保存的礼物:手帕会破旧,药膏很快用完;有影响力的人开始送纪念书后,旁人也陆续仿效。
1835年,传教士Dan Beach Bradley经新加坡把一台泰文印刷机带到暹罗。1839年,他印制王家禁鸦片公告,共9000份;他后来也以印刷业务维持部分生计。
书成为礼物,还需要印刷条件。Mongkut(后来的拉玛四世)尚在曼谷Wat Bovornives出家时,注意到传教士借出版传播基督教,便为寺院订购印刷机,让佛教徒印行自己的文献。最初印的是戒律与诵文。印刷技术传播、印刷所更容易接触之后,生日、庆典及葬礼所用的纪念书才逐渐增多。
1876年的Nonthukpakaranan,是为王族官员晋升而准备的书。受贺者从拉玛四世时期便在皇家印刷所工作,能够接触印刷机、进口纸张和适合刊印的手稿。
十九世纪的诵文怎样变成丧礼赠书
1880年印行的Nangsii siiatmon ruam phrasut lae phraparit tang-tang,是一部整理佛经与诵文的书,后来作为Sunanthakumarirat王后及女儿葬礼上的赠书。Sanguan Ankhong称它印了一万册,并特别提到其中的佛教诵文使用泰文字母,而非Khom文字。
另一部常被讨论的早期书,来自1901年的安排:Phranangchao Sukhumanmarasi请Krom Phra Sommot’amonphan编纂诵文,用于Chaokhun Chommanda Samli的葬礼。两种书谁是“第一部”的说法存在分歧。
皇家图书馆后来为希望在功德场合印书的家庭提供馆藏手稿。1900年7月11日在Wat Benchamabhophit开设的Ho Phutthasatsanasangkhaha,便与这种重印、捐书的安排有关。家属刊印有价值的手稿,把一部分书献给图书馆;余书向公众出售,所得用来改善馆藏。
家属与馆员合作,把旧稿重新印出
Ho Phrasamut Wachirayan的合作方式,让纪念书的印制与馆藏增长联系起来。这座皇家图书馆后来于1905年成为国家图书馆。希望为葬礼等场合制作纪念书的人,获准重印馆藏手稿;印成后,一部分在指定场合赠送,另一些用于出售,帮助图书馆购书。
合作有三项具体条件。书价须得到图书馆同意;手稿只获准印一次,再版必须另行请求许可;图书馆收取总印数的20%。20%指印好的书,并非从每本书售价中抽取同一比例。
馆员还会挑选既有价值、又有望卖得好的手稿,留意出版进度。某些成书盖有Wachirayan图书馆认可的印记,被称为Chabap Ho Phrasamut Wachirayan,即Wachirayan图书馆版。这一版本因制作标准而受到重视,据当时的描述,其销路优于别的出版物。
1917年为Phraya Kamhaeng Ronnarit葬礼印行的一部书,由亡者之子Phraya Kraiphet Rattanasongkhram出资,内容是柬埔寨王家编年史的泰译。原稿藏于Vajiranana图书馆,经译成现代泰文、加上Damrong前言,再由Sophon印刷所印出。英国图书馆所藏本编号Siam.70。
书既是葬礼礼物,也可能进入销售与馆藏流通。承担印刷费用的家庭不必自行创作全书,已保存在图书馆里的旧稿能够借此重印。随着这类书更普遍、制作越来越成为私人家庭的决定,成书的质量与内容也随之变化。
书里为什么既有亡者小传,又有别人的文章
早期纪念书并不总有亡者传记。约从1895年起,加入生平的做法才开始出现。到Olson考察的时期,常见组合是简短传记、亲友悼文,以及若干散文或文学选篇。泰语kham wai-alai指这类悼念文字;它与书中其他选文承担不同的任务,前者直接写亡者,后者可能承载宗教、文学或实用内容。
家属选文时,常重印亡者或家人喜爱的作品。有的人一向欣赏某位作者,家属便把那位作者已绝版的作品编成集子,印作葬礼赠书。亲友收到的因此不只是生卒日期与悼词,还可能是亡者爱读的小说或文章。
另一些书直接收录亡者本人的写作。Suphat Songsaengchan把纪念书区分为两类:一类刊印亡者经选择、编辑的著作;另一类使用别处的稿件。
1923年,Vajirayan Library印行朱拉隆功1901年游爪哇的日记,作为Suddha Dibyaratana公主的葬礼赠书。公主生于1877年,1922年去世。日记作者是国王,书所纪念的是公主;1901年标示旅行与日记内容的年代,1923年才是这一赠书印本的出版年。

悼文常从性情和相处关系写人。chai-di表示心地好、性情温厚,chai-kwang表示慷慨;这些词用来记述亡者值得怀念的性格。亲友还会说明自己与亡者有多亲近,再详略不一地叙述他的为人。农民、商人、政治人物和僧侣的性情描述,所用词汇会因身份而异。
成书外观差别很大。有的封面烫金,装有许多彩色照片;有的只是模仿贝叶经形态的折页小册,每一折印几句佛教格言,封面写亡者姓名,或加上出生与去世日期。篇幅、尺寸、照片、纸张装订与校对质量各异,家庭的经济条件、教育背景,以及投入的时间和用心,都影响最终成品。
选文有时与死亡原因直接相连。一部纪念25岁触电身亡男子的书,收有讨论电器操作与工作事故的劝诫文章,并配插图。文章最后提醒,不熟悉电器维修的人不要自行操作。
封面用色曾有变化。Sanguan记述,1937年以前,纪念书使用多种颜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白色封面才逐渐占优势。
从诵经文字到小说、菜谱与旅行
两部早期赠书都以经文为内容。许多纪念书印巴利语段落与诵词,让参加仪式的人理解僧侣正在诵什么。收到的书中还可能有亡者生平和其他篇章。
Damrong Rajanubhab于1895年10月3日成为皇家图书馆负责人后,注意到宗教选题集中,提倡刊印宗教以外的内容。他把主题相近的短文和口述故事整理为单册,其中包括历史题材的prachum phongsawadan。
1972年的寺院纪念文献记载了1904年朱拉隆功(拉玛五世)对选文的意见:关于深奥佛教哲学的书已经不少,应当刊印寓言、本生故事和小说。本生故事仍有佛教背景,阅读形式却与成段哲学或仪式诵文不同。
直到1950至1960年代,纪念书的题目才较广泛地走出宗教、历史与考古范围。此前印书需要财力、人力以及社会声望,并非普通家庭都容易办理;免费得来的书,也曾被一些人认为没有多少价值。
印书始终有纸张等实际成本。1992年发表的考察谈到,当时纸价上涨,纪念书的制作已更有选择,逐渐偏向较富裕的家庭。家庭既要决定印什么,还须具备负担印本的条件;这种变化是二十世纪末的情况。
Suphat在1969年的硕士论文中考察了1958至1967年的纪念书。其中,取用其他来源稿件者仍以宗教为最大类,内容包括怎样做佛教徒、怎样做合宜的泰国人,以及做功德相关仪式。较少见的主题还有诗人Sunthon Phu等人物的传记、旅行尤其铁路旅行、宫廷用语与烹饪。菜谱和旅行写作,也曾随丧礼赠礼走到读者手上。
1968年在曼谷刊印的《ตำรับอาหาร》(Food Receipts),署名M.R. Tueng Snidvongs。她生于1883年,1967年去世;这一版为她在Wat Thepsirintharawat举行的王家赐火葬礼印赠,日期是1968年3月14日。现存扫描共有352页。它以食谱为题,印本又明确属于一次具体葬礼的赠书。
宗教书内部也并非只有诵文。关于业报的通俗读物、劝善文字和格言集都多次被选作赠书。Thongyok Liangphibun的Tham di, dai di或Kot haeng kam,在Suphat考察的十年中刊印了57次。反复用于不同纪念场合,使某一部作品能够得到多次印行,而每一批成书又纪念不同的人。
还有僧侣学者Phra Rajavaramuni的Thammanun chiwit,一部汇集佛教伦理原则与格言的书。到1987年,它已印过30余次,多次再版来自各种功德场合的赠书。作者当时说,印次实在太多,自己已无法一一追踪。
二十世纪末,录像成了另一种纪念载体。1987年1月,泰北僧人Luang Pu Waen的火葬仪式吸引大量来宾;仪式录像也被观看、转借和分发,让未能参加的人看见现场。有关他的纪念书在仪式前后仍有刊印、销售与赠送,1986年已有一本Anuson Luang Pu Waen Suchinno。
送出之后,书怎样留下来
纪念书按一次仪式印制并散发,流通很分散。外国收藏者曾专门设法取得它们。John M. Echols记述,长期向海外图书馆供书的Nibondh,会留意重要葬礼,再雇孩子到场领取纪念书,交给订书的客户。拿到一本书,有时取决于能否赶上那个场合。
这批赠书进入不同国家的收藏后,使用方式也不同。康奈尔大学收藏看重其中的历史文献、重要传记及文学、宗教作品;京都大学的Charas收藏在1989年已有专门目录。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则利用纪念书中的人名,建立泰国人名罗马字转写的标准。丧礼上的生平材料,因此也进入了姓名编目工作。
在泰国,1971年出现了一次集中募书。Siam Rath报人Nares Naropakorn邀请人们捐出纪念书,希望建立专门收藏。回应踊跃,书多到存放成为难题,曼谷Wat Bovornives随后提出接收。赠给来宾的书,靠持有者再次赠出,汇入寺院的图书馆。
寺院此前已有普通图书馆:1954年11月22日,Somdet Phra Sangkharatchao Kromluang Wachirayanawong支持在寺内一座旧住所的下层设馆;1968年迁至Bhumibol大楼下层,并添置书柜和设备。后来专门收藏葬礼纪念书,使用了这座大楼中已作图书馆的一部分空间。

1972年的建馆纪念书中写到Nares提出募书的原因:书中有罕见的选文、从未一般发行的文章,还有亡者传记。他希望把这些散发的本子汇在一处,供人阅读、研究。寺院提出场所后,Nares接受并协助筹办,捐来的书约有一万册,专门收藏逐渐成形。
1972年11月22日,正逢支持早期图书馆的那位僧王百年诞辰。寺院、学生及敬仰者举行纪念活动,安排诵经、布施和展览;11月21日至27日被选为开放纪念书收藏的时段。寺院用一次纪念活动,为一批原本纪念不同亡者的书建立公共收藏。
整理工作由不同大学的师生协助。Ramkamhaeng大学的Ranjuan Intharakamhaeng与Thammasat大学馆员Tongyot Pratoomvongs参与其中。Ranjuan尤其负责制定分组、整理的标准,也帮助撰写那本建馆纪念书中有关组织收藏的章节。1972年的书因此兼有纪念与说明建馆方法的用途。
这些书后来还通过寺院间联络、宣传收藏存在等方式继续流入。有时送来的是某场仪式没有发完的一大箱书。馆员面对余书,并不轻易丢弃。当时,Thammasat大学的志愿馆员持续为收藏编目,处理的既有单本捐赠,也有整批剩余印本。
馆员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时,作了适应泰国社会的调整:优先按亡者姓名和职业组织纪念书,而非先按其中散文、文学作品的主题分类。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入口,方便查找个人历史与传记。
按选文主题进一步分类,是另一项工作。1992年的记述中,这项工作仍在推进,目的是使每本书所收的不同内容更容易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