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还相近,墓坑和棺木先变了
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墓葬较分散,有些成年男女并排安葬。死者身体被紧紧裹住,放进狭窄的墓坑,随葬多为一至四件陶器,少数还有猪骨、鱼骨、双壳贝或几粒贝珠。婴儿则放在有盖的绳纹陶罐里。
早期青铜时代第一阶段的七座墓,陶器形状仍与前一阶段相近,墓坑却挖得更深,形状与安葬方式发生变化。一名女子躺在木棺里,棺的一端做成尖尖的舟首形。墓坑开口在发掘基准面下2.92米处被辨认,木棺则在3.65米处出现。墓中有14件陶器,棺外靠近头部的位置放着猪的肢骨,她的左肩旁是一把有銎的铜基斧,斧身带有装柄的套孔。
这名女子戴着2382粒贝珠和一只海贝手镯。贝珠、铜斧与木棺同时出现,随葬的数量已经远超过前一阶段常见的几粒珠子。另一名年轻女子身边也有近千粒贝珠,放在木棺里,同样随葬铜基斧。
这样的待遇并不限于成年人。一名约两岁孩子身上覆着贝壳,周围摆17件陶器,两条手臂各戴三只海贝手镯,铜基斧放在两踝之间。一名约十岁的孩子,身边有13件陶器与铜斧。这个阶段还有用带盖陶罐安葬的新生儿和早产婴儿。

从几种陶器,变成一整套器皿
第二阶段的变化更明显。随葬陶器的器形,从第一阶段的三种增到24种。陶器用当地黏土制作,既保留炊煮用的器形,又出现装饰繁复的大碗、盘、罐、杯与盖。按器形推测,有些用来陈列食物,有些适合储存、分送较多液体,也有装饰性的饮器。
陶器的表面有不同画面:一件绘着舞蹈者,另一件出现人脸。婴儿葬罐有近似子宫的外形,外面贴塑蛇形带,内部涂红;一件罐盖内侧的图案,形态让人联想到分娩。
食物也确实进入墓中。猪骨最常见,此外有牛骨、完整的家鸡骨架;鱼骨经常盛在陶器里。陶器既有盛食物、装液体的形状,墓里又有这些食物遗存,葬礼可能伴随宴饮。
两名女子的合葬墓中,头端之外放了大量红赭石。双壳贝也反复出现,有时在手边,有时与食物一同入葬。第一阶段舟首形木棺里的女子,双手附近各有双壳贝。红色颜料与贝壳被赋予的精神意义,仍属于对葬仪的解释。
一处男性合葬墓中,82件陶器沿着墓边排列,又伸到两具遗骸之间。另有两名女性葬在同一墓坑,88件陶器中许多直立在棺边。大型墓坑多出来的空间,容纳的是摆在棺外、头端和足端的成组器物。
有些遗骸曾被部分取出,随后重新安放。几座墓的陶器仍直立原处,骨骼却已移过;一名女子的头骨放在其他骨骼上方。这些再次安葬的动作,可能与生者重新召回、尊重祖先有关。
海贝和铜器怎样进入Mun河上游
制手镯的砗磲(Tridacna)与Trochus属海螺,生活在温暖、清澈的珊瑚礁水域,产地比今天泰国中部海岸还要靠南。班农瓦如今离海约280公里,这些海贝饰物经交换来到内陆。大理石耳饰和手镯的石料,则可能来自碧差汶山地。
在一名老年男子墓中,裹尸布还留下碎片,头骨上方附着贝珠。另一些墓中,腰腹的贝珠排成带状,有一条包括6090粒;其主人身边的21件陶器里,有八件画法十分接近,可能出自同一位熟练陶工。
第二阶段的贝珠以千粒、万粒计,排列在颈部、腰腹与头部,有些可能原先缝在帽饰或裹尸布上。合葬的两名女子,分别随葬19,410粒与9660粒贝珠。另一名男子身上有53只海贝手镯和一只大理石手镯,40件陶器摆在头脚两端。
铜基器物中,有銎斧最常见,还有锥、凿和装在脚踝饰物上的小铃。一名男子身旁摆着两把斧、三把凿与一把锥,像一组木工工具。他的木棺位于6.46平方米的墓坑中央,周围有35件陶器,给工具和器皿都留出了位置;另有一把斧放在死者膝旁,旁边是25枚铜基铃。
铜斧放在幼儿墓里的方式,却未必对应生前劳动。有一把斧平躺在陶器下,距头骨仅70毫米,另一边也挨着陶器。这样的位置不太可能容下完整的斧柄。幼儿尚未来得及靠个人劳动取得地位,铜斧在这里更可能代表家族身份。
Higham引述Pryce的分析:早期十件铜基器物中,三件含锡约1%至2.5%,多数仍保持铸后状态。它们与后来用铜、锡配制的青铜器有别。这类斧被判断偏软,难以胜任通常的斧类工作;若长期使用,铜的加工硬化应在微观结构上留下迹象,而能观察到结构的班农瓦斧仍呈铸态。
远方输入的铜器究竟出自哪里,尚无定论。部分早期器物的铅同位素特征,与当时已知的东南亚三处铜矿不符。Pryce据此提出北越或中国南部的可能来源,具体产地尚未确定。
一部分家庭把交换来的物件变成身份

考古学家Charles Higham在2024年提出一种解释:班农瓦地处Mun河上游的交换通道,连接泰国中部的铜矿、海洋资源与呵叻高原。一部分家族可能资助擅长创新的制陶者,并掌握海贝、大理石和铜器的取得渠道,把这些物件用于显示财富与地位。
在这一解释中,铜器的新奇与稀少,是显示地位的一种途径,陶器、海贝和大理石饰物同样参与其中。Higham没有把铜器的出现视为社会等级形成的直接原因。
主要墓区第二阶段的墓葬分成四组,其中有成行排列的墓,也有聚在一起的墓。它们可能属于同时存在的不同群体,也可能先后形成;还有一组先出现、其余随后出现的可能。成年男女与幼儿埋得近,各组的亲属关系仍有多种解释。
一组有三名男子、三名女子和四名幼儿,男女、儿童的组合很紧密。它既可能是几名手足与配偶、孩子在短时间内相继下葬,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三代人逐次安葬。另一组的四位成年人曾被取出后再葬,第三、第四组的仪式也更复杂。
距主要发掘区东北约100米的地方,有三座同属第二阶段的墓,随葬只是一小批陶器与双壳贝。近距离内就有丰厚与简朴的两组墓地。
Higham还列举了Mun河上游的邻近墓地。班农瓦以东约15公里的Ban Lum Khao,同期墓地有92座墓,随葬明显少于班农瓦;再往东约10公里的Ban Prasat,却有与班农瓦富墓相近的青铜时代第二阶段墓葬。
富葬延续了一段时间,随后开始简化
第三阶段前段,丰厚随葬仍在延续。部分墓压在第二阶段墓葬之上,陶器形状和大量海贝、大理石饰物也承袭下来。一名女子戴着23,682粒贝珠,但铜基器物已经比以前少。
同一前段的12名成年人,合计随葬77,872粒贝珠、370只海贝手镯和250件陶器。长墓仍有,不过宽度缩减,没有达到第二阶段最大墓坑的宽阔程度。大量器物依旧放在棺木头脚之外。
进入第三阶段后段,墓坑明显缩小,陶器形状和装饰仍与前段相近,数量却下降。20座墓合计只有4335粒贝珠,其中91%集中在一名成年女子墓中;79只海贝手镯,也有71%属于一名年轻男子。整体简化之后,仍有少数随葬较多的人。
到第四阶段,多数墓面积在一至两平方米,随葬一至十件陶器,只有少量墓在规模或物品数量上较突出。75名成年人共戴162只Trochus海螺手镯,平均每人约两只;第三阶段前段相应的平均数为31只。大型、装饰复杂、可能用于陈列的大器物减少,小型素面食器的比重增加。
铸造留在村里,铜器却少进墓了
到第三阶段后段和第四阶段,青铜器已经在本地小作坊铸造。作坊使用衬黏土的炉子、本地制作的坩埚和陶模,产品有斧、矛与手镯。后期坩埚用于熔铸含锡青铜,铸工所用的铜、锡锭可能仍由外地输入。
Higham把这段变化与早期家族优势的消退联系起来:当铜器不再新奇、本地能够铸造,借稀少物件展示身份的条件发生改变。按他2024年列出的第四阶段墓葬与居住遗存,当地虽已铸造斧与手镯,却没有找到这些成品。
第四阶段有一名男子随葬29件陶模,能用于铸有銎斧,也能一次铸出多只手镯;墓中却没有相应的铜手镯。灰黏土、制陶用的陶拍内砧和磨光石,也开始规律地随死者入葬。



